东汉士人名节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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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士人名节观研究本信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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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题名
外文题名
The study of scholars’ idea of moral integrity in Eastern Han dynasty
论文作者
吴旺宗著
导师
孙家洲指导
学科专业
中国古代史
学位级别
博士论文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学位授予时间
2008
关键词
士 知识分子 人格 东汉
馆藏号
D691.7
馆藏目录
2010\D691.7\1[1] 

东汉士人名节观研究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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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武元年光武帝刘秀登基称帝为标志,中国专制主义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又重新回复到刘姓贵族手中。东汉王朝在胤续西汉政治文化传统的同时,其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例如士大夫政治基本定型,以及经学的高度繁荣为代表的儒学复兴等等,尤其是东汉一代的士人群体在其特殊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下,形成了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文化现象。 本文立足于东汉士人群体,以东汉士人之“名节观”这个群体观念为中心,从儒学的发展和士人名节观的形成之关系出发,旨在揭示东汉士人名节观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东汉士人名节观和独特的东汉士风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东汉士人名节观与东汉政治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本文将“名节”定义为一种“人格品质”——这种人格品质表现为对某种群体规范的自觉遵守和履行。本文论述的出发点在于:儒学的社会化是东汉士人名节观形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名节观是指导东汉士人行为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动力。也正是在名节观这个内在动力驱使之下,东汉士人群体才呈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处世风格,亦即独特的“士风”,毫无疑问,这种独特的士风也反作用于东汉政治文化,促成了东汉政治文化的基本格调。在论述方式上,本文注重于群体研究,着重探讨存在于士人阶层的普遍的群体观念。东汉士人阶层成员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出身门第等方面虽然千差万别,但他们之间存在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在观念上共同接受着名节的约束——这种名节观最主要的体现是对儒家道德伦理的持守,基于此,文章借鉴日人谷川道雄之“共同体”理论,将以不同的生存方式面世、流品繁杂的东汉士人群体,冠之以“士人道德共同体”的称谓,以便于从整体上加强对东汉士人阶层的理解和把握。 本文分为七章对东汉士人名节观加以阐述。其中第一章与第七章分别概述东汉以前儒家士人名节思想源流和汉魏之际士人名节观念的嬗变,目的是从发展过程方面对东汉士人名节观的流变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认识,其余各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东汉士人名节观的基本内涵、践履方式、形成原因、与东汉政治文化的关系等内容。 首先,对先秦以来儒家士人名节思想进行概括。分别阐述孔孟早期儒学的理想人格观念和西汉儒家士人名节观念两部分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西汉时期儒家之“道”和西汉帝王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先秦早期儒学的名节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士人理想人格的描述之中,代表性的是孔子的“君子”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归纳起来,这种理想人格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应该主要包括“志于道”、“三大德”、“重名”等内容,早期儒学的名节思想也正体现在对这种理想人格的追求与道德品质的维护之中。西汉士人以董仲舒的君子观和刘向的名节观为代表,他们坚持士人在道德品质上应该继承孔孟的“仁义之道”,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坚持“仁”与“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摆在士人名节的首位,在此基础上将“孝敬忠信”等道德品质亦作为士人名节的应有内涵,强调士人应该直行其“道”,将能否具有以卫“道”为己任的精神作为判断士人名节的最终标准。这种名节观念伴随着西汉新儒学的逐渐复兴而普及,也决定着士人在处理“道”与“王”之关系时的基本态度。 其次,着力对东汉士人名节观之内涵进行考辨。以《白虎通义》、《论衡》、 《潜夫论》、《昌言》等东汉士人著述为基础和代表,从中分析东汉士人名节观的内涵。其中《白虎通义》中的“三纲六纪”作为东汉社会儒家士人伦理观念的概括和总结,对士人的“为臣之节”、“为子之节”、“弟子之节”等道德伦理规范进行了权威化的阐释,体现了东汉一代士人群体伦理道德观的基本状况; 《论衡》中王充对于“儒生”与“文吏”的分辩以及对儒生自身层次的划分,体现的是东汉士人以为社会轨德立化为人生目的的理想人格观;《潜夫论》的士人“四行”说、“遏利求义”说以及《昌言》对部分士人恶劣品质的批判,都体现了东汉士人阶层对于名节的看法和态度。这些关于士人道德节操的阐释和论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却都归之于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其皆以儒家之“道”为本,注重对儒家之“道”的持守与发扬。 第三,综述东汉士人对名节观的践履方式。借助东汉士人社会生活中的实例,展现士人阶层对“忠”、“孝”、“义”、“廉”等士节的践履,分析持两种不同处世态度的“隐逸之士”和“志义力行之士”对儒家之道的秉持方式。进一步分析东汉士人在执着于以儒学伦理道德为规范“苦身修节”的同时所产生的背离名节本义的行为趋势,这种趋势可以主要地概括为“激诡的求名之风”、“功利化的干禄求进”、“对社会潜规则的迎合”三个方面。 第四,探讨东汉士人名节观之成因。将“东汉尚名节”风气的形成,最为直接的归因于(一)以经学高度繁荣为表征的儒学复兴(社会环境)和(二)东汉政治对名节的提倡(政治环境)两个方面。儒学的复兴丰富了东汉士人名节观的内涵,以光武帝为代表的东汉统治者对于士人名节的大力提倡和褒奖强化了士人的名节观念,以察举制为代表的东汉选官体制对名节的看重也是士人尚名节风气形成的巨大推动力。 第五,提出士人“道德共同体”概念。这个士人“道德共同体”,以名节作为内部成员行为的共同的价值取向,以秉持和传承儒家之“道”作为共同的人生目的,在政治理念上,士人“道德共同体”企图用“道”来轨德立化并建立一种符合儒家之道的社会文化秩序,以实现“道”与“势”的合理整合。事实上,这种整合的平衡性也决定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当“势”的扩张最终打破这种平衡性时,“势”之自身也必将难以为继。 第六,汉魏之际士人名节观的松动。汉魏之际,动乱的局势促使混战军阀多以法术争取霸业,随之而来的是儒学的式微,至此,士人之名节观念走向松动。 总的来说,“尚名节”是东汉一代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名节”作为东汉士人群体普遍重视的人格品质,也可以说是一种群体规范,这种规范影响和左右着东汉士人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了东汉的政治文化,应该说,东汉士人“名节观”是东汉社会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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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出版物